非自願獨身:現代男性的迷失與女兒的未來

「Incel」(非自願獨身)這個詞的出現,並非單一社群的偶發怪象。它像是一面鏡子,照出了某一類男性對親密、對價值、對自我角色的整體迷航。這不只是對性的渴望未被滿足,而是一種長期隱伏的、權力秩序崩解後的失重感。

曾經的父權社會,儘管結構壓迫,卻提供了某種「被安排好的人生」。男性的尊嚴,往往綁在供養者、保護者、決策者的角色上頭。即使負重,也清楚自己在棋盤上的位置。

而當這套機制瓦解得夠徹底,又沒有任何更新的框架遞上來接手,一部分男性便開始陷入深層的困惑: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變得無關緊要。

他們沒有被攻擊,也沒有人呼喚;他們只是被整個性別敘事靜靜地排除在外。憤怒看似指向女性,實際卻是一種無處安放的質問——向這個早已不再為他們預設角色的社會。


女權之後:秩序的解構,與重建的空白

女權運動的確揭開了父權體制的諸多不義,讓更多選擇成為可能。但當過往的結構被推倒,接下來的藍圖要由誰畫?

這個問題懸而未決。

我支持女權。我明白它在歷史上的必要性與貢獻。但這些年我總有個直覺盤旋心中:

「你們這些人繼續這樣下去,遲早會自食其果。你們以為強勢男性是問題?等到你們製造出一批既軟弱又充滿怨恨的男性時,你們才會真正見識到麻煩。」

當一個社會只專注於打碎舊有規則,卻沒人願意面對「合作與互賴」該如何重新定義時,裂縫就會擴張。男性找不到發力的位置,女性背負著越來越難解的期待——進步,最後變成了一場全面性的漂浮。


左派話語的盲點:當解構成為慣性

在過去,左派是社會的反思者。他們鬆動權威、挑戰特權、倡導平等,為許多僵化的體系帶來破口。但當這種「反結構」的語言變成主流、成為文化與政策的中心時,問題開始浮現。

因為一套擅長拆解的語言,未必擅長重建。

當人人都會說出體制的錯,卻沒有人能提出具體的修補路徑;當每個人都怕變成加害者,也同時宣稱自己是受害者,秩序自然會下沉。

我們看見的,不是責任的流動,是責任的蒸發。


歷史早已提醒:真空不會空著太久

每一段舊秩序的崩潰,若沒有新的秩序即時接手,極端勢力便會填補那個空洞。

法國大革命後,是雅各賓派與斷頭台的盛行;沙皇被推翻後,布爾什維克迅速接管,展開數十年的一黨專政;「阿拉伯之春」推倒強人政府,迎來的卻是極端宗教武裝與長期戰火。

不管是哪種文明,哪一種語言,歷史都在不斷重複一個訊息:權力若只被拆卸,終將落入情緒與暴力之手。

現在的性別場域,也正走向這種臨界點。


女性的未來:不會更自由,只會更壓迫

在秩序真空中,女性的處境並未因此提升。她們獲得了更多選擇的權利,卻同時被丟進一個缺乏支撐的結構裡。她們面對的不只是外界的評價,更有內部的矛盾——要有自我,卻不能太自我;要堅強,卻不能讓人不安。

她們要承接的,不只是自由,還有自由帶來的所有責任與風險。

社會不再給予她們安穩的承諾,也不再提供「怎麼做一個好女人」的明確劇本。自由成了模糊的命題,而不是實際的保障。


她會走進我無法預測的未來

這一切,都不是抽象的話題。因為我有一個女兒。

她會長在這樣的時代裡——一個沒有人真的知道該怎麼愛人、怎麼承擔、怎麼活出穩定角色的時代。
我不能給她一個穩定的世界,但我可以讓她在不穩定裡學會站穩。

我希望她學會看懂權力的動線,知道哪裡在真空,哪裡在運作;
希望她理解,安全不是因為社會保障,而是來自於自己對風險的預判與應對;
希望她擁有選擇的自由,也承得起每一個選擇的重量。

我不能替她擋下這個時代的失序,
但我要讓她看見,有一種父親,不是用控制來保護,而是用理解與鍛鍊,為她蓄積力量。

我給不了她一個無風的世界,但我會讓她看見怎麼在風裡站穩腳步。

我選擇不成為她的避風港,而是那張她走累時、迷路時,心裡仍然記得的地圖。
一張不會說謊、不會承諾世界會善待她的地圖——
但會讓她知道,世界再怎麼險惡,也總有方向可以走。

我不敢奢望她會安全,但我期許她能自由——那種即使在風暴裡也能辨明方向的自由。
我會先從我自己做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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